老子寫的《道德經》里面有一句:人法地,地法天,天法道,道法自然。人可以構建有利的地勢,有利的地勢可以使得天道輪轉,天道輪轉自然就是道理,道理來了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 聽者容易,老子背后的自我知識體系,你又明白多少,實際做的過程中你又能做到多少。 我們每天都在接受微信公眾號的文章轟炸,我們點贊、轉發,甚至保存。然后呢,我們為了什么學習? 我們發現自己有好多東西要學,但是哪些對我們有價值呢?哪些投資回報率不高呢?我們選擇的標準是什么? 我們好像懂得了很多東西,但是別人一問,我們卻講不出來··· ··· 我們的職場核心競爭力真的有么?我們怎么建立起來? 身處的行業或者公司即使最大,也隨時可能倒閉,如果組織靠不住,你是否具備了不依賴的能力? ![]() 所以雖然聽了很多名人演講,在自我知識體系不足情況下,是很難吸收。我們要做的就是在積累自我知識體系,外面學習是對于自我知識體系的補充和修正。 而轉化的基本原則就是: 在你或者年輕、或者不再年輕的人生歲月里,你必須一步一步地在自己的靈魂中、大腦中、內心中逐步建構起一個基本的思想體系,并衍化成一個能夠決定自己行為的方法論。 而他人所有的金句銀句銅句鐵句,全部都理應“淪為”你這個體系與方法論之下的有益的細節補充,或反面論證。 若非如此,你的人生、事業、學問就將永遠無法達到第一流的境界。這就是我在新年里誠懇地想對真正視我為友的讀者說的,也是我與身邊朋友私下里聊天時提及過的。 我就隨便舉幾個例子來佐證一下吧: ![]() 在馬克思與蘇聯的金句面前,先后有李德、王明、博古等沿用者,但除了博古后來轉而輔助毛外,他們終被歷史無情淘汰了,最終成為第一流的是建立了自己體系與方法論的毛澤東。 ![]() 在毛澤東的金句面前,先后有華國鋒的“兩個凡是”以及堅持“全部計劃經濟”與“階級斗爭為綱”的大批沿用者,他們同樣被歷史淘汰了。最終成為第一流的是建立了自己體系與方法論的鄧小平:實事求是、不爭論、發展是硬道理、摸著石頭過河、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。 ![]() 在鄧小平的金句面前,嘗到了并看到了市場甜頭的很多經濟學家,于是就有了一種純粹“市場決定論”的說法。但“市場”就是最底層的邏輯了嗎?貿易戰與孟晚舟案,響亮地打了純粹“市場決定論”者與我們一個耳光。 原來沒有強大的國家主權、實力做背書,“市場與自由貿易”就只能是高階生物設計好的低階生物鏈。 ![]() 美國的一切都來源于歐洲:信仰來源于歐洲的宗教改革、英國的“新教”;逐漸形成的政府架構是約翰·洛克《政府論》的呈現。 但真正建構起為美國未來的,卻是完全脫胎于英國“新教”體系的“清教徒”思想。1620年11月推動起草的“五月花公約”,甚至比英國的“光榮革命”還早70年,比法國的大革命更是早170年,即使是比后來被當做普世價值的盧梭的《社會契約論》都還早140年。 ![]() ![]() 可是美國的體系與方法論卻又有了沿用者。 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楊光斌院長講了個事實:“二戰”后新興國家有150個左右。在這150個國家數據概率里,沒有一個國家因為實行自由民主——也就是走美國體系——而走向發達的,一個都沒有。 肯定有人會說,“二戰”后,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臺灣地區不都是照搬美國體系發達了嗎?其實日本在“二戰”前就已經發達了。 但即使算上日本在內,這些發達的國家與地區都有一個明顯特征,那就是都屬于中華文化圈的,都是在東方文明滋養根基上發展起來的。而中華文化是有自己的邏輯體系與方法論,普遍來說,經世致用的智慧相對來說也較高。 其他地方呢?不論是包括巴西與阿根廷在內的南美洲、包括南非在內的非洲,還是包括印度在內的南亞各國及東南亞,或者中東部分“顏色革命”的國家如埃及及東歐諸國,沒有一個國家是因為沿用美國體系與方法論而進入發達國家之列的。 舉這個例子不是想比較美國與中國的模式哪家牛,而是說明這兩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體系與方法論。而上述其他國家則沒有。 這就好比你聽了再多名流的跨年演講,沿用他們的體系與方法論,你也沒有多少幾率能夠收獲他們一樣的成就。人家那些美好動聽的金句于你無補。 ![]() 在諾基亞、愛立信、摩托羅拉等按鍵手機所統治的金燦燦的市場面前,沒有追隨它們體系的是誰呢? 是最終擁有自己思想體系與方法論的蘋果手機、華為手機,他們建立了新世界,并取代了它們。 ![]() 本來沒有王安石變法,北宋還能撐下去一大段時間。 王安石變法為什么會失敗?他和宋神宗的改革決心都很大,還都特別用功、特別努力。但是很可惜,在最關鍵的底層規則上,王安石至多算作二流思維,志大而才疏,食古而不化。 以大歷史的眼光來探究,王安石的變法其實學的是兩個人:商鞅與管仲。 先說商鞅。商鞅是“戰時管控體系”,其核心是一切都以戰時為標準,國內的人民被編制、組織到每一個個體的人。 管仲呢?在春秋戰國那樣的年代,管仲搞的其實就是國家資本主義+自由貿易。他先把物資作為國家資源,實行專賣;又把隱形貨幣當做貿易工具,搞得國家財富大豐收,把一個東部鹽堿地的齊國搞成了“春秋五霸”之首。 王安石想來在心里一定是這樣想過:既然商鞅是牛人、管仲是牛人,如果集兩大牛人為一體的話,那我王安石豈不是就成了超級大牛了嗎? 可正如蘇洵、吳珪預測的那樣,將來搞垮大宋的必定是王安石。他們這些人僅僅根據實事求是的生活經驗,就知道他的方法不可行。 從根本上說,王安石是把商鞅、管仲兩人的金句讀得多了,而不知道大宋所面臨的整個時代環境已經大非春秋戰國時可比,時與勢都不同了,體系與方法論當然也不可能一樣。 而最最根本的,其實是在底層規則上,王安石并沒有屬于他自己的體系與方法論。他只不過是古老的沿用者罷了。 正因為如此,不改革,大宋王朝固然危機重重。但不懂得如何改革,大宋卻會死得更快。 所以齊白石才說:“像我者死,學我者生。” 所以孟子才說:“盡信書,不如無書。” ![]() 最 后 這個基本原則也同樣適用于這篇文章:若你沒有自己的體系與方法論,你所讀到的上述內容也盡可是些廢話。 謹以此祝福我親愛的讀者朋友!愿你也只私信給你真正的好友:聽人言,也要懂得勿聽人言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