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子寫的《道德經》里面有一句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人可以構建有利的地勢，有利的地勢可以使得天道輪轉，天道輪轉自然就是道理，道理來了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

　　聽者容易，老子背后的自我知識體系，你又明白多少，實際做的過程中你又能做到多少。

　　我們每天都在接受微信公眾號的文章轟炸，我們點贊、轉發，甚至保存。然后呢，我們為了什么學習?

　　我們發現自己有好多東西要學，但是哪些對我們有價值呢?哪些投資回報率不高呢?我們選擇的標準是什么?

　　我們好像懂得了很多東西，但是別人一問，我們卻講不出來··· ···

　　我們的職場核心競爭力真的有么?我們怎么建立起來?

　　身處的行業或者公司即使最大，也隨時可能倒閉，如果組織靠不住，你是否具備了不依賴的能力?

　　所以雖然聽了很多名人演講，在自我知識體系不足情況下，是很難吸收。我們要做的就是在積累自我知識體系，外面學習是對于自我知識體系的補充和修正。

　　而轉化的基本原則就是：

　　在你或者年輕、或者不再年輕的人生歲月里，你必須一步一步地在自己的靈魂中、大腦中、內心中逐步建構起一個基本的思想體系，并衍化成一個能夠決定自己行為的方法論。

　　而他人所有的金句銀句銅句鐵句，全部都理應“淪為”你這個體系與方法論之下的有益的細節補充，或反面論證。

　　若非如此，你的人生、事業、學問就將永遠無法達到第一流的境界。這就是我在新年里誠懇地想對真正視我為友的讀者說的，也是我與身邊朋友私下里聊天時提及過的。

　　我就隨便舉幾個例子來佐證一下吧：

　　在馬克思與蘇聯的金句面前，先后有李德、王明、博古等沿用者，但除了博古后來轉而輔助毛外，他們終被歷史無情淘汰了，最終成為第一流的是建立了自己體系與方法論的毛澤東。

　　在毛澤東的金句面前，先后有華國鋒的“兩個凡是”以及堅持“全部計劃經濟”與“階級斗爭為綱”的大批沿用者，他們同樣被歷史淘汰了。最終成為第一流的是建立了自己體系與方法論的鄧小平：實事求是、不爭論、發展是硬道理、摸著石頭過河、韜光養晦與有所作為。

　　在鄧小平的金句面前，嘗到了并看到了市場甜頭的很多經濟學家，于是就有了一種純粹“市場決定論”的說法。但“市場”就是最底層的邏輯了嗎?貿易戰與孟晚舟案，響亮地打了純粹“市場決定論”者與我們一個耳光。

　　原來沒有強大的國家主權、實力做背書，“市場與自由貿易”就只能是高階生物設計好的低階生物鏈。

　　美國的一切都來源于歐洲：信仰來源于歐洲的宗教改革、英國的“新教”;逐漸形成的政府架構是約翰·洛克《政府論》的呈現。

　　但真正建構起為美國未來的，卻是完全脫胎于英國“新教”體系的“清教徒”思想。1620年11月推動起草的“五月花公約”，甚至比英國的“光榮革命”還早70年，比法國的大革命更是早170年，即使是比后來被當做普世價值的盧梭的《社會契約論》都還早140年。

　　可是美國的體系與方法論卻又有了沿用者。

　　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楊光斌院長講了個事實：“二戰”后新興國家有150個左右。在這150個國家數據概率里，沒有一個國家因為實行自由民主——也就是走美國體系——而走向發達的，一個都沒有。

　　肯定有人會說，“二戰”后，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臺灣地區不都是照搬美國體系發達了嗎?其實日本在“二戰”前就已經發達了。

　　但即使算上日本在內，這些發達的國家與地區都有一個明顯特征，那就是都屬于中華文化圈的，都是在東方文明滋養根基上發展起來的。而中華文化是有自己的邏輯體系與方法論，普遍來說，經世致用的智慧相對來說也較高。

　　其他地方呢?不論是包括巴西與阿根廷在內的南美洲、包括南非在內的非洲，還是包括印度在內的南亞各國及東南亞，或者中東部分“顏色革命”的國家如埃及及東歐諸國，沒有一個國家是因為沿用美國體系與方法論而進入發達國家之列的。

　　舉這個例子不是想比較美國與中國的模式哪家牛，而是說明這兩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體系與方法論。而上述其他國家則沒有。

　　這就好比你聽了再多名流的跨年演講，沿用他們的體系與方法論，你也沒有多少幾率能夠收獲他們一樣的成就。人家那些美好動聽的金句于你無補。

　　在諾基亞、愛立信、摩托羅拉等按鍵手機所統治的金燦燦的市場面前，沒有追隨它們體系的是誰呢?

　　是最終擁有自己思想體系與方法論的蘋果手機、華為手機，他們建立了新世界，并取代了它們。

　　本來沒有王安石變法，北宋還能撐下去一大段時間。

　　王安石變法為什么會失敗?他和宋神宗的改革決心都很大，還都特別用功、特別努力。但是很可惜，在最關鍵的底層規則上，王安石至多算作二流思維，志大而才疏，食古而不化。

　　以大歷史的眼光來探究，王安石的變法其實學的是兩個人：商鞅與管仲。

　　先說商鞅。商鞅是“戰時管控體系”，其核心是一切都以戰時為標準，國內的人民被編制、組織到每一個個體的人。

　　管仲呢?在春秋戰國那樣的年代，管仲搞的其實就是國家資本主義+自由貿易。他先把物資作為國家資源，實行專賣;又把隱形貨幣當做貿易工具，搞得國家財富大豐收，把一個東部鹽堿地的齊國搞成了“春秋五霸”之首。

　　王安石想來在心里一定是這樣想過：既然商鞅是牛人、管仲是牛人，如果集兩大牛人為一體的話，那我王安石豈不是就成了超級大牛了嗎?

　　可正如蘇洵、吳珪預測的那樣，將來搞垮大宋的必定是王安石。他們這些人僅僅根據實事求是的生活經驗，就知道他的方法不可行。

　　從根本上說，王安石是把商鞅、管仲兩人的金句讀得多了，而不知道大宋所面臨的整個時代環境已經大非春秋戰國時可比，時與勢都不同了，體系與方法論當然也不可能一樣。

　　而最最根本的，其實是在底層規則上，王安石并沒有屬于他自己的體系與方法論。他只不過是古老的沿用者罷了。

　　正因為如此，不改革，大宋王朝固然危機重重。但不懂得如何改革，大宋卻會死得更快。

　　所以齊白石才說：“像我者死，學我者生。”

　　所以孟子才說：“盡信書，不如無書。”

　　最 后

　　這個基本原則也同樣適用于這篇文章：若你沒有自己的體系與方法論，你所讀到的上述內容也盡可是些廢話。

　　謹以此祝福我親愛的讀者朋友!愿你也只私信給你真正的好友：聽人言，也要懂得勿聽人言。